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就是巴·布林贝赫创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图片 1

巴·布林贝赫:颂歌献给草原  (杰出内蒙古人——60名艺术家系列)本报记者
鲁蒙海  来源: 内蒙古晨报
2009年8月19日图片 2巴·布林贝赫教授出席第六届草原文化节本报记者
江许平摄影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啊
星星多  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  天边漂浮的云彩白呀
云彩白  不如我们公社的羊绒白……  草原开放的花儿多啊
花儿多  不如我们新盖的厂房多  山涧的花鹿快呀
花鹿快  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  ——巴·布林贝赫所创作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主题歌  巴·布林贝赫是当代著名蒙古族诗人和学者。40年来,他植根于内蒙古广袤的草原,热情地讴歌了这片生养他的热土,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他十几个集子的优秀诗作在内蒙古广为传诵,在区外乃至国外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阳光和煦,星期天的大学校园一派勃勃生机。内蒙古大学宿舍楼前一棵棵柳树,丝绦纤纤摇摆,曼妙垂下。时令虽然已过立秋,但校园里一张张洋溢着春天的笑脸,绚烂着炽热的阳光,诚如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所写:“只有春天/稚气、灵动、活泼……万物因春而存在/春光让人心里亮堂堂”(《春信》)。  巴·布林贝赫在轮椅上欣赏着校园内这道独特的风景,使人不自觉地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装饰了别人的梦//你站在楼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却站在桥上看你”。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哺乳民间文学  巴·布林贝赫的第一篇作品《圆圆的山峰》作为民歌,上世纪40年代在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广为传唱。  “三个巴林人在一起走,必定有一名歌手。我母亲是位民间歌手,聪慧能干,她用自己的奶汁、泪水和歌声哺育了我。民间文学的魅力迷住了我,肚里便藏有一些民间诗歌的宝藏。1946、1947年间,曾一度广泛流传在昭乌达和哲里木一带的民歌《圆圆的山峰》的歌词,便是我在民间文学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处女作。”巴·布林贝赫深情回忆。  1953年,巴·布林贝赫创作了诗歌作品《心与乳》。据悉,这是他创作生涯的开端,从那以后,巴·布林贝赫近40年的诗作生涯中出版了《你好·春天》、《凤凰》、《巴·布林贝赫诗选》、《金马驹》、《黄金季节》、《喷泉》、《龙宫的婚礼》,汉文版诗集《星群》、《命运之马》、《生命的礼花》等15
部蒙汉文诗集。  熟知草原文化的人士大概都知道: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扎拉嘎胡的小说创作;纳·赛音朝克图、朝克图纳仁、云照光的戏剧、电影创作;毛依罕、琶杰的说唱艺术、戈瓦、包·道尔吉和特·达木林等的蒙译汉翻译文学,以及巴·布林贝赫的诗歌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国内外文坛。  “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啊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天边漂浮的云彩白呀云彩白/不如我们公社的羊绒白/啊哈哈嗬嘿啊哈哈嗬嘿/不如我们草原的羊绒白/啊哈嗬嘿/草原开放的花儿多啊花儿多/不如我们新盖的厂房多/山涧的花鹿快呀花鹿快/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啊哈哈嗬嘿啊哈哈嗬嘿/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啊哈嗬嘿/敬爱的毛主席呀
毛主席/ 草原在您的阳光下兴旺/
敬爱的共产党呀共产党/小牧民在您的教导下成长/
小牧民在您的教导下成长”——这首《草原英雄小姐妹》主题歌,就是巴·布林贝赫创作的。这首盛赞龙梅和玉荣两姐妹勇敢的歌曲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促使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成长。中央音乐学院少儿声乐考级曲目就有这首主题歌。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抒写爱国情怀的诗歌数量庞大而且异彩纷呈,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短短十几年间,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朝鲜族的李旭、金哲、任晓远,壮族的韦其麟、黄勇刹、莎红,满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马瑞麟,彝族的吴琪拉达,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袁鹰1963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专题评论《心贴着祖国跳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读过不少兄弟民族诗人的诗篇,它们有的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有的赞颂新时代的欢愉,有的叙述本民族的英雄传说,有的描绘本民族的风俗和爱情,笙箫管笛,铁板铜琶,四野讴歌,万方乐奏,构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响乐。”

  描绘草原风光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草肥美的草原。她有粗犷的山丘,清冽的河水和茂盛的牧草。这些大自然雄奇、壮阔的景色,常常唤起我烂漫的幻想。我对大自然难以忘却的迷恋之情和清新朴实的美感便隐约地萌生了。泰戈尔说过:‘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大自然或许是游牧民族的情人吧!雄奇美丽的巴林草原是我的艺术摇篮。辽阔草原的自然之美,摔跤手们的体态之美,纯朴牧民的心灵之美是我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巴·布林贝赫说。  民族特色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诗人和作家,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标志。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这样说过:“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越是有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说明这个道理。”事实正是如此,雄奇美丽的巴林草原是巴·布林贝赫的艺术摇篮。  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大自然不但给了巴·布林贝赫单纯的心灵和粗犷的性格,也给了他写诗的豪情,他又以这种豪情来描绘魅力四射的草原。因而,他很多诗歌都是草原题材的作品。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诗人们各呈其才,现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几位加以详细分析。

  探寻独特审美  巴·布林贝赫是一位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有很鲜明的民族生活色彩和浪漫情调。诗人以魅人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带有民族色彩的时代风俗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有浓郁的“奶子味”的。  巴·布林贝赫因在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今年7月15日,他获得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  作为学者,他在内蒙古大学任职的20年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诗歌艺术进行了深入而执著的研究,虽然他所发表的诗还比较零散,但以独特的构思和风格在当今的诗坛中别开生面。  巴·布林贝赫在内蒙古大学教学,一边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工作,一边进行诗歌创作。巴·布林贝赫说:“我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感受活动,给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丰富的感性知识。”巴·布林贝赫在进行蒙古诗歌研究的工作中有一大心愿:“我后来逐渐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把主要精力放在蒙古文学特别是蒙古诗歌的研究方面,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等学术名著,通过这些研究试图以蒙古民族审美情趣的发展变化为出发点,探寻蒙古诗歌的发展轨迹和审美特征。”  巴·布林贝赫也说:“脱离生活的创作是玄虚的。回避心灵的诗歌是苍白的。”诗,就是诗人自己。诗人所反映的生活现实和情感体验,应该而且必须是自己深切感受到、体会到的,有真情实感,有自我个性的诗,才能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别人。  鉴于巴·布林贝赫的诗歌写得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向第14届(2002~2003年度)中国图书奖组委会推荐了《蒙古学百科丛书·文学卷》、《巴·布林贝赫文存》、《内蒙古旅游文化丛书》等3种图书,就有巴·布林贝赫1/3的贡献。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尔米叶·伊里·赛依拉姆,1933年参与反抗封建暴政,遭枪击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维吾尔语意为“半条命”或“半个英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诗如激越的战鼓,充满战斗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其诗像过去一样热情澎湃,但主要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歌唱新中国,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6年7月,写赴麦加朝觐途中思念祖国的诗作《无尽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人在朝觐途中,不论经过哪里,都思念祖国,魂牵梦绕,归心似箭。最后到麦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课,心里想的还是祖国:“停了一天我们又向天房出发,/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课,/我们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当我纯洁地出来时,我为你祈祷平安。”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宗教的虔诚,也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忠贞,爱国爱教,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

  哲理融于诗情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的经典。在蒙古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举世闻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外,有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等有
550部以上。虽然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果比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仁钦道尔吉研究员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等两部学术著作,可谓是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宏观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  巴·布林贝赫在《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这部学术著作中,通过对产生于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经典性、代表性史诗作品的综合分析,认为原始性、神圣性和规范性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共同特征。巴·布林贝赫指出,蒙古史诗通过对“三界”(上中下)、时间、空间、方位、数目的生动描述,表现了游牧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史诗中把正面人物的高贵性同上界联系在一起,把反面人物的丑恶性同下界联系在一起,中界是他们生活和斗争的主要“场所”。混融性、形象性和模糊性是史诗时空观的主要特征。  有关专家指出: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从蒙古英雄史诗自身的特质出发,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进而将蒙古史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巴·布林贝赫是久负盛名的诗人,我区著名文学评论家宋生贵对他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塞上风景》开卷3篇文章是论说这位老诗人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
“他的诗主要是写草原,写自己的心灵抚摸过的草原。”
“他写草原,写蒙古族人民,并不着意去描绘苍鹰、骏马,或蒙古族袍、奶茶等外在状貌特征,而是着力抒发符合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的特定的情感。”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少年时代便倾心诗歌,能背诵上千首诗作,崇敬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质量的维文、汉文诗集和译著,丰富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宝库。他热情地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少诗篇可以合着“十二木卡姆”曲调歌唱,几十年来一直被传唱于我国大西北广袤的绿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写于1962年的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堪称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篇章。诗人把祖国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即维吾尔民间传说中具有神奇疗效可使盲者复明的圣土)。诗中写到:“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

  丰富了多民族新诗创作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艾里耶夫、韦其麟、包玉堂、晓雪、金哲、汪承栋、康朗甩、康朗英、吴琪拉达等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多民族的新诗创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为褒扬老一辈作家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建立的功绩,表达我们对老一辈作家的敬意,激励年轻一代创造文学事业新的辉煌,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向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颁发荣誉证章和证书。拟颁发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章证书的名单中,巴·布林贝赫位居其列。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文坛,是蒙古族现当代诗歌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海内外诗坛有广泛影响。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写的1300行长诗《狂欢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现实回溯历史,描绘了内蒙古草原苦难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对祖国和对各族人民真挚的爱,充满草原气息,蕴藉着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兴纵横,意象葱茏,情采壮美。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也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心与乳》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长诗《生命的礼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的柔美结合起来,探求一种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书写在中国多民族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国内外诗坛称道。巴·布林贝赫有20余部蒙汉文诗集译著和诗学专著,每一部都写出了很深刻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通过故事表达新风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因得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引起广泛关注。被老舍称为“文坛千里马”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一马当先,其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简评”,称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后来接连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满了对蒙古草原和新中国的热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在1963年出版的《读书杂记》中,茅盾指出:当时一些作者下笔“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爱祖国、爱人民、爱草原、爱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是玛拉沁夫步入文坛便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60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的原因。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大量问世,满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哈萨克族的郝力斯汗,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李纳、普飞、苏晓星,回族的胡奇、哈宽贵,苗族的陈靖、伍略,朝鲜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杨苏,土家族的孙健忠,侗族的滕树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爱国主义书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学记忆。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其中,李乔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后彝族地区历史巨变、歌唱凉山彝族奴隶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此书第一卷刚问世,冯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艺报》上称赞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部推举“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百部丛书,此书也在推荐之列。陆地描写广西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在表现翻身农民和土改工作队员的家国情怀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探索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老舍在爱国主义文学书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为中国各民族作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小说《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精品,体现出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茶馆》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获得东西方读者、观众的一致好评。关于《茶馆》,老舍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这一论述背后有着十分重要的潜台词。老舍理直气壮地书写《我热爱新北京》,在《龙须沟》中淋漓尽致地表现新北京、新中国与旧北平、旧中国的天壤之别,这说明他在《茶馆》中不仅要“葬送”旧中国的“三个时代”,而且要礼赞新中国的成立,让观众作新旧两重天的比较对照,从而进一步提升海内外观众对伟大的新中国的热爱或认同。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戏剧和电影文学大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诉求。例如,维吾尔族作家包尔汉的话剧《火焰山的怒吼》、赛福鼎的歌剧《战斗的历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图纳仁的话剧《金鹰》,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还有满族作家颜一烟的剧本《中华女儿》和壮族作家周民震的剧本《苗家儿女》等,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有些至今还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17年,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茅盾1960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兄弟民族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文学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高度评价他们反映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以及民族间团结友爱的作品,称赞这些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是花团锦簇,盛况空前”。

当然,接下来有“文革”10年,中国多民族文坛充满肃杀之气,美丽的百花园破败凋零,不少作家诗人身心遭到严重伤害,老舍、纳·赛音朝克图等文学大家甚至因受迫害至死。好在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来,中国多民族文学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