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使内蒙古诗歌自立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诗歌版图,这显示了当代彝族诗人的民族自觉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壮美多彩的当代内蒙古诗歌已经打马走过70年。几个代际的多民族诗人以诗为媒,表现了70年来内蒙古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巨大变迁,以及社会更替中丰富多元的价值观念、精神情感,展开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历史长卷。

3559.com新濠 1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内蕴强烈的国家认同,民族团结成“共名”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作品一直较为丰富。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主要样式是竹枝类乐府诗歌,又称竹枝词,源于巴蜀民歌,到了清代,竹枝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以少数民族地区风景、人情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数量剧增,为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第一代诗人亲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各族人民翻身胜利的喜悦与对新生活的向往,点燃了诗人激昂澎湃的时代情绪。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特·达木林、韩燕如、杨植霖、孟和博彦等各民族诗人,站在草原上向新生人民政权、共产党及其领袖唱出了热烈、真诚的赞歌。这些歌声聚成激流,汇入到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诗写作的洪流之中,在反映由巨变而激发的喜悦的同时,更内蕴强烈的国家认同。

3559.com新濠,到了近现代,又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比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和牛汉,彝族的普梅夫,朝鲜族的金泽荣和李旭,回族的木斧和沙蕾,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尼米希依提、阿卜杜哈力克·维吾尔,锡伯族的郭基南,哈萨克族的唐加勒克,纳西族的和松樵、和柏香,壮族的高孤雁和曾平澜等,这些优秀的诗人或用现代抒情诗的体裁写作,或承继了古体诗创作;或展现了抗日战争的风云和壮烈,或展现了本民族为了自由而抗争的努力……与同时期的汉族诗人创作一起,构建了辽阔而多元化的现代文学版图。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因为上承蒙古民族的深厚传统、直接反映游牧生产生活样态的地方性知识,这激流有极高的辨识度,葆有那个时期难能可贵的个性。无论是《狂欢之歌》,还是《心与乳》,抑或是《牧民走上天堂的路》、《十月红花照全球》、《啊,祖国,亲爱的祖国》,都与民族文化关联深刻。历史巨变之下的狂欢情绪用饱含民族情愫的具象,比如鲜乳、牧民、毡房、草原、骑兵等凝聚时,也给政治抒情诗写作增添了新质。这些新质联系着广阔、崭新的民族生活和地区风貌,更富含时代精神激扬出的强劲艺术力量。代表性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在自身确立诗坛地位的同时,也使内蒙古诗歌自立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诗歌版图。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通过上世纪中叶汉语言教育的普及、各类文学奖项的设置、官方文学团体的推动和努力,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体不断壮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少数民族诗人,既有在现代就开始创作的诗人,也有一批新鲜的力量,如满族的柯岩、戈非,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查干,回族的高深,朝鲜族的金哲,壮族的韦其麟,彝族的吴琪拉达、替仆支不、阿鲁斯基、涅努巴西等。与那一时期的汉族文学一样,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昂扬的情调。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同为第一代诗人,创作起步稍晚者还有安谧、贾漫、戈非、其木德道尔吉、王磊、周雨明等。他们歌唱着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崭新生活,以及这个时期在各条战线挥汗如雨的新中国建设者和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新人新事。包钢建设、草原英雄小姐妹、矿山开发、荒漠治理,凡此种种,都被诗人激情抒写,时代的风貌也由此在诗中全方位存留,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诗歌鲜明的诗史价值。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迅猛发展。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自画像》中充满激情地写到:“我——是——彝——人!”这显示了当代彝族诗人的民族自觉意识,他们正式转向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正视和认同。大量的彝族诗人开始创作,标明“彝族意识”,并将彝族的古老传说、史诗、日常习俗、地方性知识有意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以阿库乌雾、巴莫曲布嫫、普驰达岭为代表的诗人们还将彝族母语口语、彝族宗教的词汇注入到诗歌创作中,至此彝族当代诗充满了杂糅之美。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多民族诗人的诗歌“共名”。在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中,诗人写道:“艰苦的斗争/把我们的命运连结在一起”“谁能分离我们/钢铁般紧握的十个手指?”这些诗句异常精准地概括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走向胜利的历程。这一主题也回响在汉族诗人的诗作中,典型的就是李欣的《民族团结之歌——献给第十个国庆节》:“共同命运把他们结合,/血肉的联系难分割”,这是对各民族共同缔造自治区、创造传奇的诗性概括;而其中“兄弟呵!紧紧握着手,/团结就能战胜一切”,这样的诗句在今天依然有催人奋进的力量。

事实上,这仅仅是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的一个侧影。不难发现,各个民族的诗歌创作都在迅猛的发展之中。在30多年里,藏族诗歌、蒙古族诗歌、维吾尔族诗歌等都展现了不同于汉族诗歌的别样风采,这些诗歌和汉族的当代诗歌共同构建了中国当代诗歌版图。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从高度同一化转向多元化,诗人们越来越注重抒写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而这些都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转型密不可分。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记录历史的史诗风范、直抒胸臆的激情、独特的民族生活意象,内蒙古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实践奠定了内蒙古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别在于其敏感程度和象征性,因此诗歌能更鲜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人民的欢欣、迷茫和阵痛。尽管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采用汉语写作,但他们对母语、对本族文化的赞颂依然存在于诗歌之中。比如,在当代藏族诗歌中,除了伊丹才让之外,还有旺秀才丹、王志国、嘎代才让、才旺瑙乳、索木东等众多优秀的中青年诗人,他们的作品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母语思维以及用汉语书写带来的异质性取胜,创作出精妙的汉语诗歌。他们开启了一套富有藏民族特色、带有神话意味的符号系统。在“苍鹭”、“牧场”、“藏红花”、“雪莲花”、“毡房”等意象构造的美学空间中,诗人们开始了根据族群和地域性而确立的自我身份的言说与咏唱。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深思逝去历史,呈现明显的诗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

在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中,除了对地理景观的描述,诗人们还讲述了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比如,从巴音博罗、吉狄马加、伊丹才让等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命运的思考。在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同样有很多类似的书写。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民族宗教、文化、诗歌、典籍的文化研究和田野考察也同样兴盛起来,丰富的文化生态也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因此,20世纪末期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诗人们开始在“多元一体”的多族群环境中去审视自己的族裔身份。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上世纪80年代,归来诗人和第二代诗人的写作构成了内蒙古诗歌的第二个黄金年代。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向,变得更加多元化。大量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网站、民族文化网站开始涌现,或是急速更新。这样的新型媒介和传统的纸媒同样承载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表和刊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歌刊物和文化网站中,很多是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或主持的,他们的努力对促进少数民族诗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歌编选活动,除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全集之外,还有各种以单个民族或单一群体为主体的诗歌选集出现,比如阿索拉伊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四卷本、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等,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现场。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归来诗人,是指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创作,中间被迫停笔,新时期重返诗坛的内蒙古诗人;第二代诗人,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受过高等教育,既视野开阔,又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经验。同时,民族文化仍是其重要的精神根脉乃至泉源。第二代诗人在新时期的万象更新中整体性地登上内蒙古诗坛,他们的发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内蒙古诗歌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影响也持续绵长。

诗歌的发表机制变得多元了,诗歌的文本也形成了多样化的趋势。在这里要特别提及“工人诗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工业化的潮流席卷而来,少数民族人口外出谋生的增多,少数民族青年在工业环境中获得了最直接的体验,促进了少数民族工人诗歌的发展。这些诗人总体而言较为年轻,他们一方面描写在城市打拼的底层经验,一方面回望自己的故乡生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写作面貌。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沉思逝去的历史是内蒙古归来诗人写作的标志性内容。戈非、安谧、哈·丹碧扎拉森、毕力格太、张之涛、纪征民等诗人的作品,既反思历史,也期盼未来,其写作路向显示着内蒙古诗歌从草原大地上滋长,从不曾中断它与历史和社会的联系。

总之,重返历史现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样的发展形态,是促进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少数民族母语诗歌的迅猛发展同样不容忽视,它们共同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的构建增添了独特的风景。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在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诗歌应该有着怎样的建树和艺术可能?这是诗歌发展要解决的内在艺术问题,亦是此一时期内蒙古诗歌创作亟待攻克的艺术难题,更是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地区回应。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这些问题随着新一代多民族诗人的出现迎刃而解。以张廓、陈广斌、青格里、张之静、赵健雄、阿古拉泰、雁北、蒙根高勒等为代表的内蒙古第二代诗人,在诗歌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大胆革新,将内蒙古诗歌引领至全新的发展境地,其诗学实践让新时期以来的内蒙古诗歌呈现出明显的诗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对北方草原的无尽吟唱与对个体内在世界的凝眸,构成了内蒙古第二代诗人写作的基本主题。在其后几十年的写作中,他们笃定坚持,将其打造成内蒙古诗歌标志性、持续性的主题。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时代乍暖还寒,对个体生活经验、生命世界和情感律动富于诗意的表达已如春草初现。阿古拉泰《阿布》《额吉》、王忠范《额吉,我的额吉》等细腻品味天伦之乐、温情描写日常生活的诗篇相继出现,直观地昭示出时代思想、诗情诗观的变化:当诗语用于细摹晕染灶火旁沉默的父亲、白发的母亲与他们对儿孙的思念时,在革命、政治等宏大命题和崇高美学之外,曾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美学已然回归。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历史烛照于人性和生命律动,第二代诗人以前所未有的大胆精准诗语,表述了种种生命体验和人生思索。方燕妮《开凿》《疯狂的海魂衫》对女性身体、欲望有细致入微的体察;成子《你奔腾抑或凝固呢,我的敖鲁古雅河?》、蒙根高勒《那达慕》《遍地风流》、雁北《冻雨》等诗,则借由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表述了对生命力量的惊叹。这些诗歌不仅共同回应了寻根思潮,更映现出内蒙古诗歌写作视野扩大、写作视角拓新和思考层面犁深的变化过程,即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不再是常见的诗歌题材选择;社会—历史观照也不再是诗人写作的唯一视角;在肯定生命本身力量和美感的表象下,是诗思对生存终极性问题的迫近。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诗人身份也悄然发生变化。除为公众代言之外,他们开始成为生命和存在的赞美者、沉思者,更是极具活力与想象力的创造者。内蒙古诗歌之变至此是划时代的:诗歌主题在转换,诗歌视角在变化,滋长膨胀着丰沛异常的想象力。而所有艺术之变,皆深蕴于历史之变中。

构建草原诗歌,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

“历史”而外,“草原”是内蒙古诗歌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以第一代诗人的草原歌唱为基础,第二代诗人开始自觉构建草原诗歌。如果说第一代诗人笔下的草原在诗歌中更多作为地理环境而出现;到第二代诗人这里,草原及其万物成为诗人凝神观照与表现的主体对象,也是诗意生发的主要空间和普遍使用的诗歌意象。以“草原”为题旨或题材的诗歌由此高频出现,不再止歇。在其后30余年草原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蒙根高勒、阿古拉泰、白涛等对草原诗歌的确立起到关键作用。

新世纪前后,阿古拉泰以《众鸟高飞》、白涛以《从一只鹰开始》、蒙根高勒以《命运之马》引领汉语写作草原诗歌走向成熟,也标识出汉语写作草原诗歌的高度。几代内蒙古诗人也从草原具体可感的现实与历史中提炼出草原的精神和品格:开阔、自由、坦荡、无畏与铮铮风骨。草原诗歌里的“草原”已非地理概念,而是津梁、通道与归趋,是情感、记忆与历史的舒展安放之所,是生命和生存的秘响旁通之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族诗人和部分达斡尔族诗人创作的蒙古语诗歌异常兴盛,并呈现出深切的历史观照、明确的族群意识与刻写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书写趋向。阿尔泰的创作持续到新世纪,《心中,那棵青青的春芽》《草原深处》《老人》等都在不同时期引起震动,但草原总在其诗中念念不忘;勒·敖斯尔《蒙古马》,写蒙古马一旦失步踩死一朵野花,那么“忏悔/将是蒙古马/一生/咽不下去的冰碴”,刻写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时入木三分。齐·莫尔根的《蝈蝈之声》,以困在都市的蝈蝈想念故乡草原起兴,温柔热烈的诗情裹挟着挥之不去的怅惘,草原仍为关键词。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宝音贺西格、特·官布扎布及特·思沁大胆、扎实的努力,蒙古语诗歌实现了艺术转轨,但表现手法上强烈的现代气息,反而让草原和草原精神坚实铺展在其诗歌中: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和对草原精神的执著书写,以及对民族文化特质的哲学抽象,构成了他们诗歌的底色。宝音贺西格的《蒙古字》《长调》《马头琴》等作品影响广泛,即源于此。比如《长调》中,“有人问我,长调为什么那么悲凉/我说,欢乐没有必要那么悠长”,以对长调的哲学思考摹写草原民族的性格。

与当代中国诗坛在朦胧诗后出现先锋诗歌、口语诗歌等众声喧哗的写作潮流不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草原诗歌自成一体,使得内蒙古诗坛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独立与平静。这种平静是诗力在蕴蓄,继之在新世纪的诗歌场域中爆发:第二代诗人坚持写作、建构草原诗歌的路向更加清晰,且将草原诗歌实践推进至新高度;与此同时,满全、海日寒、温古、广子、青蓝格格、远心、西阔等70后、80后乃至90后诗人登上历史舞台,迸发出自己的光芒。

满全、多兰、海日寒等用深长眼光和辩证思维看待草原的荣枯与历史的变迁。满全《大都往事》认为,“忘记水草丰美的季节,/接受钢铁城市,/也是一种必要的投降。”《大漠孤烟》又直言,“很多时候,/荣耀是一种卑鄙”,因诗语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其诗便深邃豁达,带有明显的超越性和形而上的品格。张廓等学者型诗人开创的知性诗歌传统在其写作中得到有效延续,形成内蒙古诗歌流脉中不曾中断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脉络。温古、广子、赵卡等则为草原诗歌赋予新质,在其诗思之中,诗人与草原不再是主客体关系,抒情主人公与草原臻于“物我同一”之境,草原有如生命般具备爱恨情仇的情感。如《甲申卿云歌》所写“青草的怀里睡着石头”“醉后的山涧横冲直撞”;《风吹科尔沁,也吹拂我》所言“一片草地要远走,一百头公牛也拦不住”;《牧地长调》所述“两首空空的夏季/风雨之夜紧紧抓牢一支古老的歌”……这些诗中的草原元气淋漓,洋溢着热烈、饱满的生命气息。

女诗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蒙古诗坛已有不俗表现。张之静、方燕妮是上世纪80年代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张之静“西口”系列诗歌主题也是女性,但因保持着与所写人事的距离,悲悯外显示出明显的理性色彩。方燕妮的写作如同为自己的生命潮汐或创痛寻找出口,她的诗富于感性、色彩浓烈,追求一种内在情感主导之下的诗歌铺演,以对女性生命律动的精微体验和精准表现直击人心。新世纪的内蒙古女诗人几乎是以崛起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并出现了青蓝格格、孟大伟、杨瑛、远心等成绩突出者。她们的优长是在日常生活物事中捕捉刹那间闪现的哲理,多倾向于抒发生命中或强烈或浅淡的情爱体验。她们敏锐地从凡俗生活和情爱体验中提炼出更具超拔性和普遍性的主题,其敏锐与深思皆难能可贵。

行进至新世纪,内蒙古诗歌尽管没有出现领军性、代际特征明显的诗人群体,但诗题诗风却如百舸争流、繁花竞放。城市、身份、民族文化失落、难以排遣的乡愁、对社会问题生态恶化现象的强烈批判等诗题,部分或整体地折射着现代化境遇下,人们的热爱与伤痛,希冀与失落,衍生为不同的诗歌声部。而在这多声部诗歌交响中,“多中有一”是显著的特征——作为主旋律的草原诗歌与其他诗歌声部共奏出雄浑壮丽的诗歌交响。多民族的内蒙古诗人从未自外于这片辽阔的草原,70年的内蒙古历史激发着他们的诗情,他们一直以诗歌的方式,在参与、见证和创造着历史。

相关文章